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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5月25日 星期四

「台灣民主國」誕生

右圖:台灣民主國的國號雖以「民主」為訴求, 但「藍地黃虎」圖案的國旗 ,仍流露出濃厚的傳統帝王思想。左圖:專賣局「虎骨酒」商標運用了民主國國旗中的老虎圖案。
1895年今日(5月25日;光緒 21 年五月初二),「台灣民主國」誕生。

1894年,日本啟釁的「甲午戰爭」爆發,清朝戰敗,1895年4月17日,兩國簽訂「馬關條約」,台灣在此條約被割讓與日本,消息傳至台灣,民眾莫不義憤填膺,自己血汗開拓的田園,竟被充當戰爭祭品,保家護土之責,使大家議組抗倭政府,紳民推舉台灣巡撫唐景崧為「台灣民主國」大總統,建號「永清」。

5月25日,眾以銀鐫「國璽」──「民主國之寶印」一方,置於四角香輿中,由16名秀才肩送,藍地黃虎「國旗」為前導,浩浩蕩蕩以鼓樂恭送到撫署,唐景崧身著朝服,兩跪六叩首,北面受任,復向闕九叩首,大哭成禮。亞洲第一個「民主國」於焉誕生,砲台升虎旗,放禮砲21響,各國駐台洋商兵艦,亦鳴砲慶賀。

割台之後,首先力主自立抗戰的是丘逢甲,而倡議民主政體的是副將陳秀同,陳秀同早年留法習海軍,曾任巴黎中國使館參贊,對於法國民主政體頗為心儀,「台灣民主國」這個「國體」就是他擬出來的。

「考公法讓地為紳士不允,其約遂廢,海邦有案有援。」那時,大家仍懸一線希望,期盼各國會以國際公法,從公論斷,然而並未獲得西方各國支持。

5月29日,日軍登陸鹽寮,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近衛師團,準備由北而南武力接收台灣。當時北台灣主要港口是滬尾(淡水),但因日軍無法掌握台灣民主國在淡水部署多少兵力,便在鹽寮登陸。6月1日起 三天內,日軍翻山越嶺取道雙溪,一路攻陷瑞芳、基隆。

2017年5月19日 星期五

送報伕的「配達」

光復初期《送報伕》書影,為1936年胡風的譯本。
1932年今日(5月19日),楊逵第一篇小說〈新聞配達夫〉在《台灣新民報》開始連載。

楊逵的〈送報伕〉由主持新民報文藝欄的「台灣新文學之父」賴和經手發表,並建議本名楊貴的他使用「楊逵」之名,有人說:賴和「好像是送報伕的助產士」。但是連載至5月27日,郤遭查禁處分,未能刊畢全文,因此又有賴和「只是給接生了一半」的說法。

〈送報伕〉在台灣本島「接生」雖沒有成功,但並未夭折;二年後,在內地(日本)「落地」,於ナクカ社發行的1934年10月號《文學評論》,刊載全文,但是該雜誌禁止在台灣發售流通。

1936年,中國左翼作家胡風將日文的〈新聞配達夫〉翻譯成中文「送報伕」,揭載於上海的《世界知識》,以後又被收錄於《山靈──朝鮮台灣小說集》和魯迅主編的《世界弱小民族小說集》,但是這些書還是不能進入台灣銷售,所以「島內同胞應該都尚未看過」。然而,〈送報伕〉郤流傳於抗日時期的中國大陸及南洋等地。

2017年5月10日 星期三

鵝鑾鼻燈塔

右圖:1878年「全台前後山輿圖」中的鵝鑾鼻燈塔(紅圈),註記為「石塔鐙」。左圖:在台的日本知名畫家鹽月桃甫所繪的鵝鑾鼻燈塔地景風情,為1935年台灣總督府發行的始政40年紀念明信片之一。
1898年今日(5月10日),整修後的鵝鑾鼻燈塔啟用。

鵝鑾鼻燈塔的興建,肇因於1867年的「羅發號事件」,美國船隻「羅發號(ROVER)」在台灣南端七星岩觸礁沉沒,在附近登陸的生還人員為先住民所殺,引起外交糾紛,美艦遠征該地,但不敵善於利用地勢的先住民痛擊而撤退。

美軍受挫,郤不肯就此罷休,恫嚇將再調大軍報復。清廷見事態嚴重,乃嚴飭台灣鎮總兵劉明燈與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(Le Gendre)商討善後事宜,以「實質的和平」解決此事件。「鵝鑾鼻燈塔」經由清廷海關客卿赫德(Robert Hart)籌建,亦即是「羅發號事件」的善後工作之一,旨在保護航行台灣南端附近船隻的安全。

1882年,鵝鑾鼻燈塔與周遭設施開始興建,翌年落成啟用,花費了二十萬兩(另一說為40萬兩),時稱「東洋第一」,當時西方人士通稱「南岬燈塔」;打狗(高雄舊名)燈塔亦同時興建。大約在1885年,鵝鑾鼻燈塔與島內各海關開始實施氣象觀測。

2017年5月9日 星期二

日本時代的台北市役所

1938年版《觀光 の台北》宣傳冊上的台北市役所,當時尚未完工,時值戰爭年代,外牆面磚在1939年決定施用國防保護色的褐色。
1941年今日(5月9日),新建的台北市役所市政大樓(今行政院)舉行落成典禮。

1920年,台北設市,當年地方行政制度變更,全台分設五州二廳,台北、台中、台南設市,市制於10月1日起實施,該日遂成為三市的市制實施紀念日,歷年都舉行相關活動。

台北市役所(市政府)的辦公廳,先是在台北州廳附近蓋木造平房,並改裝水道事務所,都是屬於暫時性的建物,又借用部分城北小學校(1922年改町制後此區為樺山町,遂更名為樺山小學校)校舍,市政集會活動時,借用小學講堂(禮堂)。

隨著台北市人口的增長,市政事務增加,數次增建,但仍不敷使用。市役所位置並非在當時台北市區的中心,低矮的軍營式木造平房,不敵盛夏暑熱,學童課間作息也易影響辦公效率,再加上日本國內城市許多都已興建壯觀的市役所,日人輿論不時批評低矮、侷促的台北市役所,猶如「島都之恥」,呼籲遷地興建氣派、體面的辦公大樓,以符合「島都」台北的門面。

2017年5月1日 星期一

日本時代的台北市公車

1938年台北市城內、城西的公車路線圖,紅色實線為市公車,紅色虛線為民營公車,黑色虛線為局營公車(總督府交通局經營之長程巴士)。
1930年今日(5月1日),台北市市營公車開業。

台北市區大眾交通系統計畫,最早在1900年代前期日人在新店溪上游開發水力發電時,即已倡建市內電車。

1905年,台灣第一座水力發電所──龜山發電所完工,之後又興建小粗坑第二發電所,1907年,日人資本家爭設台北電氣鐵道會社,但未獲許可。另一方面,鐵道淡水線亦有改為電鐵之議,因電力供應問題而未果。此後,隨著台北市區的發展,電車的鋪設與官營民營等問題隔幾年就浮上檯面,多年懸而未決。

公共汽車方面,1913年1月,日人高松豐次郎以兩輛福特汽車,開始經營台北市區到市郊圓山、士林、北投之間的公共汽車業務,是台灣交通史上的第一條汽車客運,市區到圓山要25錢,票價昂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