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北「港町文化講座」案

1925年1月11日的《台灣日日新報》以「不良青年」、「無賴漢」等蔑稱，報導1月8日發生在港町文化講座的「騷動」。

1925年今日（1月8日），日警在台北「港町文化講座」的夜間演講活動中，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等罪名，拘捕洪朝宗、莊錫吉（莊永明父親）等五人。

此事緣於當年元月4日起連續數天，「台北青年有志」在港町文化講座舉行「陋風打破講演會」，每晚日本警察都到場臨監。第一天未見干涉，聽眾大呼過癮。5日晚間，白成枝上台，以「強盜榨取論」為題，講到一半，警方以有混淆視聽之嫌，下令解散，由於排定的節目尚有連溫卿、吳惜墨、胡柳生諸人，大家不願敗興而返，要求演講者不必理會警察無理干涉，繼續演講。

1月8日，又有七百餘人至港町文化講座聽講，洪朝宗因講詞有：「資本家最享奢華之生活，而不顧勞働者生死如何，一味凌虐勞働者，譬如總督府之房屋，如是壯觀，亦屬勞働者努力成之，現時勞働者之境遇若是，豈非由於分配之不公平乎？」臨監警察以言論過激，下令中止，並宣布解散，群眾大為不滿，不肯離去，拍手喧囂。

未幾，室內電燈突然全熄，一分鐘後再亮時，引起一場衝突，北署的大間刑事與洪朝宗互相拉扯，翁澤生近前解圍，推撞中，這位刑事以「為鄭澄河所打，更有莊錫吉等相繼喧鬧」，有「助陣」之嫌，堅持將他們繩之以「法」。檢察官以違反治安警察法、公務妨害罪，定刑如下：洪朝宗、翁澤生禁錮3個月，鄭澄河，莊錫吉禁錮2個月，江長生（江龍生）罰金20元。

彼時的1920年代，台灣民族運動正熾，非武裝抗日在「台灣文化協會」諸先覺者領導下，風起雲湧，右派、左派，雖各逞本事，卻一致對日抗爭。台灣文化協會所設的「港町文化講座」，鄰近莊錫吉家（莊永明舊家，現為市定古蹟「大稻埕千秋店屋」），他常瞞著其父去聆聽先覺者蔣渭水、蔡式穀、王敏川等人的講演；不料因此事件被捕，上了報，被定位為「無產青年」，是日本殖民政府的加罪？還是報紙記者加之的「身分」？不得而知。

莊錫吉坐牢後，莊永明的母親心急如焚，擔心獄中的丈夫會被日警拷打，乃四出奔走救人。另一方面，民眾對日本警察無理羅織，群情憤慨，各方聲援受難者，後來在太平町（今延平北路）執業的律師蔡式穀，也是台灣文化協會的幹部，挺身為此案辯護。

1月28日，舉行第一回公判，辯護律師除蔡式穀之外，還有日籍的飯島賢作。蔡式穀的辯詞如下：
「本件雖屬輕罪，而於政治上實為重大（案件），不可疏忽，警官（下）命中止之事，果屬正當與否，有可議論之餘地。……憲法上有保障臣民之言論集會自由，而治安警察法非有（也沒有）限制人民自由之意，亦實保障人民集會之自由；所堪抱憾者，即警官不理解人心，對於言論集會自由有侵害也，現時台人之求智慾甚盛，開會未（沒）幾分，即令中止，因是而有喧鬧亦屬不得已，又加以電燈消（熄）滅，而有喧鬧亦屬當然，此一種群眾心理，往往有之。伊澤總督訓示中有聽無聲視於無形之言，是深欲對島民之民意尊重，然而島民非是不語，因輒被視危險思想，故不得下情上達。……」

其實蔡式穀律師本身那時還因「治警事件」被宣判有罪，上訴高等法院中，雖有官司纏身，但他仍為此政治迫害事件挺身而出，為爭取言論、集會自由而努力。

◎本文取自日本時代報刊、《台灣紀事》、《活！該如此──莊永明七十自述》